正如埃德蒙柏克所言：良好的意图不足以构成政治行为，结果才是重要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与政治家也秉持着同样的观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研究当中，历史学家们经常会忽视‘青年意大利’1833年在热那亚发动的那次失败远征。
就算他们偶尔提及，大多也是以此为例，来批评马志尼、加里波第等‘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早年的思想不成熟与不切实际。马志尼原本以为只要远征军举起绿白红三色旗，喊出意大利民族独立与统一的口号，意大利的人民便会箪食壶浆的加入他们的大军。
然而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完全是荒唐的妄想。起义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无邪的天真和叛徒的出卖’。客观现实和主观信念完全脱节，这是由于他们对胜利的渴望过于迫切而引起了不恰当的错觉。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等人梦想中的人民和现实中的人民差距过大。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当时，马志尼主观地认为：在撒丁-皮埃蒙特王国，民众对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已经普遍不满。人民渴望自由，不甘心做外国的亡国奴，随时准备揭竿面起。所以，只要采取果敢行动，特别是再加上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从瑞士和法国越境进入意大利，沿途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并得到积极响应，沿途城乡就会产生连锁反应，部队也会在前进中壮大。而对皮埃蒙特早就深恶痛绝的热那亚也将参与起义。
马志尼天真的以为：在这双重威胁面前，卡洛阿尔贝托国王可能会作出一定让步，就像是一年前英国政府在面对议会改革暴动时所做的那样。这样，革命就会在亚平宁半岛全面爆发，整个意大利将燃起熊熊烈火。
在行动之前，马志尼曾经鼓舞他的同伴们说:“只要我们以勇敢的行动点起星星之火，意大利南从西西里岛，北到阿尔卑斯山，全国会变成一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
在大部分关于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传记当中，都记载了热情如火的加里波第曾经对马志尼鼓舞士气的话语高声欢呼、挥舞他的水兵帽。但是，在近期英国外交部解密的一份档案中，却出现了对这次失败起义的另一种诠释说明。在勇敢的青年意大利成员身后，还隐藏着一位淡定从容并且隐藏的非常好的影子。
作为热那亚起义的主要推动人之一，他的身份直到百年之后才被解密确实十分令人惊奇。这或许要归功于他的敏感身份以及他曾经掌握的滔天权利。即便首相的经历都无法受到如此高规格的保密待遇，但是这位大名鼎鼎的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却享受到了此等礼遇。
先是苏格兰场的传奇，然后是英国外交史上数一数二的离岸平衡手，无数著名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伦敦大学学院黑斯廷斯学院的冠名人，两位英国传奇首相最倚重的得力助手，与威廉马歇尔并列的不列颠史上最伟大骑士，历仕三朝的国家栋梁，白金汉宫的知名宠臣及宫廷元老，生于约克郡卑贱的乡下猪圈，死后归葬威斯敏斯特教堂极尽哀荣。
不喜欢他的人指责他是奸诈狡猾的欧陆阴谋家，是欧洲人民的公敌，是19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他是下贱的英国俾斯麦，令人作呕的伦敦黎塞留，他的道德水平甚至将梅特涅和塔列朗都衬托的宛如处女一般纯洁。
但是，快人快语、直爽待人的大仲马却热情地称呼他为‘我的好兄弟，一辈子的好朋友’，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为他写诗，弗雷德里克肖邦替他谱曲，海因里希海涅不忍指责他哪怕一句，查尔斯狄更斯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出众的人物，埃尔德卡特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查尔斯达尔文称他为‘人类进化的完全体’，迈克尔法拉第赞扬他是‘艾萨克牛顿第二’……
先生们，女士们，请允许我隆重的为你们介绍这位意大利人民从不知情的老朋友：
他的左脚站在保守党的领地，右手高举着自由党的大旗，迪斯雷利与他情同手足，格莱斯顿与他称兄道弟，保守党党魁与自由党党魁共同构成了他翅膀的两翼。
他的脑中充满无神论思想，心中却常怀上帝，他以绅士礼仪行使流氓权利，他以高礼帽、燕尾服和古龙水掩盖身上的地痞气息。
不管《英国佬》的年度最佳情人评选榜单第一名如何变动，他都常年稳居第二名。
初次指挥亮相是指挥苏格兰场警员在伦敦塔下取得的‘大捷’，最后一次现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硝烟炮火中的死亡冲锋，并且两次行动都同样成功。
从取缔腐败的军队制度到建立总参谋部，从创建军情五处的前身伦敦警务情报局到统筹建立全英情报体系，从打击费拉不堪的卖官鬻爵陋习到栽培起英国引以为豪的常任文官体系，在历史文件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他都是这个横跨五大洲四大洋世界性帝国的第一公仆。
当他来到这世界之前，英国人民一无所有，除了济贫院。
而在他潇洒转身之后，英国人民有了养老金、医疗补助和普选权。
他改变了不列颠，但却谦虚地坚称自己只做了三件微小事情。
他在皇家学会的圣诞公开演讲日亲切地告诉到场的孩子们，他的贡献与过错应当交由历史来定论。
但是隔天，他便将所有关于自己的文件列为官方保密名单的最高保密等级。
这便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流氓绅士，地痞骑士，三次婉拒贵族头衔的英国第一平民，意大利人民的隐秘解放者，不列颠人民的幕后救星，高尚与下作的矛盾体，伟大的，大不列颠之影！
――罗曼诺乌果里尼《意大利统一的秘辛：伦敦、巴黎与罗马的三大轴心》
加里波第与大仲马在那位埃及港务局长的问题上争论许久，但是他们俩谁都说服不了谁。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
因为从性格上来说，大仲马与加里波第的脾气非常接近，两人不仅都是共和派，而且都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按照法兰西目前施行的法律，仅仅是他们两人见面这一会儿工夫说出去的那些话，就足够判处上百起终身苦役了。